这篇演讲可以说发人深省地把握了当前中国大学乃至当下中国社会的根本问题。我对姚国华老师表示表示由衷的敬意！

（2006年4月讲于华中师大新学人论坛，木衣、秋子、肖文虎整理，未经我订正在QQ等网媒转载。以下是我的订正稿，发表于《21世纪经济报道》、《社会科学论坛》等处。——姚国华）

●今天中国没有一所真正的大学，没有真正的大学精神。
●20世纪中国所有幸运、骄傲归结为她在最艰难的时候，尚有几所大学或准大学支撑起整个民族的文化。而20世纪中国所有不幸、悲哀就在平常歌舞升平的时候，没有真正的大学，只有打造人才、工具、螺丝钉的学校，只有打工仔的岗前培训所。
●20多年来引领中国前进的智慧，居然不是来自大学，而是南方崛起的一小渔村！英国领着香港走，香港领着深圳走，深圳领着咱们走。
●大学校长应当是高屋建瓴的哲学家、思想家。我们的校长则是科学家，工程师，政工专家，经济学家。北大改革是一批经济学家设计的，可经济学家是中国最蠢的一帮人，他们智商虽高，但脑壳被屁股所支配。
●一个大学教授20年间把房子从80平米折腾到100、120、150、180、260平米，由一套再折腾第二套，第三套，他还能追求纯粹的智慧吗？
●今天很多人喊，中国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这些人脑袋大都有病。他们根本不懂什么叫大学，更不懂什么是世界一流。这样伟大的民族，诺有一所真正的大学，它能不世界一流吗？
●西方强大的全部奥妙：科学与法律，都是希腊哲学演变来的。人们追求一种逻辑化数理化实证化的道理、规律、秩序，它超越人的意志，超越物质外表。柏拉图的 AcaDemy，中世纪的经院，直到现代University都是追求它。大学运动和城市运动结合，造成了欧洲近代资本主义。
●黑格尔说，一个民族有一些关注天空的人，他们才有希望；一个民族都只关心脚下的事情，那是没有未来的。
●西方人追求万物背后的规则，相信道理越争越明白。而在中国，说的东西不能做，做的东西不能说，闷声发大财，居然算最大的聪明。
●蔡元培是20世纪中国真正伟大的第一人，地位远超过孙中山。
●中国没有大学之后，一种介于大学与军阀之间的准大学左右中国命运。蒋介石的黄埔军校，毛泽东的延安，就是这种准大学。
●20多年来，中国科学家在任何领域没有作出任何新概念、新理论、新方法，甚至还不如林、四横行的文革时期。今天中国大学已成了牟利机构，学生为谋求学位，学校则售卖文凭。
●国人喜欢说走出象牙塔，其实要害在于，我们根本就没有象牙塔。一切都要有用的，大学要有用，专业要有用，连人也要有用。人才是中国特有的概念，它被领导用，被老板用的，说穿了就是打工仔！
●所有现代大国通通是文化立国。日、韩是文化立国，连陈水扁的台独战略都是文化立国。但在中国大陆，这个声音传不开来，因为无数占着舞台的蠢货，大脑深度脑震荡，长期可有可无，形同肥肉。
●现实中国没有真正的大学，但我们可以做真正的大学生。在自由思想中，在独立行动中，拥有健全的大学生活。

感谢华中师大新学人论坛的同学们给我这个讲演机会。今天我讲的文化立国与大学重建，是我对中国现代进程的一种不同于主流观念的思考。我想先从上个世纪80年代武汉的三所大学说起，武汉大学，华中理工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在当时全国都是非常有份量的，首先要从三位校长说起。

华中工学院的朱九思先生是当时最年长、资历最深、最以严谨著称的大学校长，武大的刘道玉先生则是当时中国最年轻，也是改革最激进的大学校长，再一位就是咱们华中师大从学术生涯中走出来校长的章开沅先生。
三位都是全国最有个性的大学校长，但他们的风格俨然不同。章开沅先生是个儒雅的学者，他在教育界是以一个学者的姿态，一个学者的眼光治校。十年前我请章先生讲座，他告诉我，当校长时教育部召开的会他基本上都不去，几乎不跟上级官员打交道，只是做自己的学问。“上面要我干什么，我觉得可以就做；我觉得不可以做，就让副校长去应对”。朱九思是从延安出来的一位老革命家，他做校长，把华中工学院治理得非常严谨，井井有条，整个学校就像一个高速运转的机器。华工培养了一代一代标准化的大学生，所谓“学在华工”的说法，就是在朱九思时代留下来的。
当时的武汉大学在全国以最自由，最开放，最激进的形象，被看成改革开放的先驱。在刘道玉时代，武汉大学做的很多教育改革尝试，直到今天中国绝大多数大学也没有超越。比如推广学分制，学生可以自由地选择专业，可以转系，所有课程可以选修，甚至可以不听课自己研究，校园文化非常活跃。现在的武大已经没有当年的气派，但据说仍然保留着一些痕迹，象女生宿舍没有别的学校那样森严壁垒。当时我远在数千里之外的兰州大学，都能感受到这年轻的校长，自由、开放、浪漫的校园生活的魅力，当时有一部著名的电影叫《女大学生宿舍》，就是在武大校园拍出来的。
1988年，刘道玉先生退出武大校长这个职位，而且是在他个人名望的高峰上退出的。在中国这样一个官僚体制中，居然没有给他安排任何新的职位。当时《中国青年报》发的消息明显带着情绪：武汉大学校长易人，据说是正常换届，新校长比老校长年龄还大。这位最著名的大学改革者还这么年轻就换下来了，再过一年，中国的很多事情急转直下，刘道玉在中国大学的使命彻底结束了，很长时间默默无闻。他办了一些民间学校，有中学，有小学，中间经过很多挫败。去年，刘道玉先生又重新走上媒体，出了一本书叫做《一个大学校长的自白》，在北京一个新书发布会上，很多武大校友回忆起当年的往事，激情澎湃，非常骄傲他们有这样一位校长，给了他们一生中最美好的记忆。我在场听了也很激动，不过那个场合不敢说话，因为全是武大校友，地位都很高。但事后，我总觉得有什么要说，便写出来交给道玉先生，发在他的网上。尽管我对武大，对刘道玉先生抱着很高的敬仰，但我以我的方式看到有一个普遍的问题。什么问题呢？
当时，很多武大校友认同一种说法，我们武大是80年代中国的小深圳。小深圳，对所有中国人来说，意思再清楚明白不过了。深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火车头，武大是小深圳，是教育领域改革开放的先驱，所以武汉大学很骄傲。
但是，我要强调，这个说法只有中国人才能理解。如果把它放到整个世界，放到整个现代文明的进程中，就让人莫名其妙了。为什么呢？西方现代文明尤其不同于自然主义的农耕文明，它是理性建构的文明，因此任何一个成功的现代国家，首先需要的是一群特殊的文化精英，其核心是大学为代表的智慧。大学是一个现代国家最高的文化机构，最高的象牙塔，它是凝聚最高智慧的特区，它在精神上引领整个民族往前走。没有任何一个机构能超越大学。
可是，在中国的一个特殊时期，带领整个社会往前走的居然不是大学，而是南方突然崛起的一个小渔村。凭什么深圳竟能带领整个中国往前走呢？因为它的背后是香港，而香港背后是英国，是西方。说到底，原来中国的改革开放不是自己的智慧引领着向前走，而是靠别人的智慧。我有一篇文章叫“百年中国脑震荡”，我要说的是，百年中国的大多数时候，人们的大脑是麻木的，是不清醒的，靠洋人拽着我们往前走。这不，洋人拽着香港走，香港拽着深圳走，深圳拽着武汉走，武汉拽着黄石走……。这种改革开放的模式，典型的中国特色，只有现在中国人才能理解。
武汉大学是中国的小深圳。武大的人还很骄傲，可没有人想到，这是中国特有的怪胎。
与之相应的是刘道玉先生本人的命运。我们且不考虑刘先生的个人性格，他的人生轨迹是耐人寻味的，他60年代就是中国的风云人物，著名的反修战士，从苏联被驱逐回国，周总理亲自去迎接。70年代末恢复高考时他是教育部高教司司长，后来回到武汉大学任校长。在那个新老交替的时期，这么一个耀眼的改革明星，这么一个年轻的知识型干部，既没有出任武汉市长，团中央书记，也没出任教育部长，只是在大学校长位置上一直干下来，八年没有变化。
如果这是在欧美国家，那么这是太正常不过的。为什么呢？一个大学校长，尤其是名牌大学校长，当然是全社会最高的权威，他是不屑于其它任何官位的。比如说牛津、剑桥大学校长的资历，他们是社会最高的精英，最高的精神领袖，是部长、市长们没法比的。即使在半个多世纪以前的中国，省长见名校校长还要拜见呢！但在今天中国，这个关系是彻底颠倒的，武大校长如果要升上去，必须通过武汉市长，团中央书记，教育部长，才能一级级往上升。
可是，我们要问：这种官本位的体制下到底有没有真正的大学？我的回答是，百年中国的绝大多数时候，尤其是这20多年来，并没有一所真正的大学。真正的大学是什么呢？我要讲远一点。

对每一个文明来说，社会成员需要有共同的理念认同。越是高级的文明，这个理念就越系统，越全面，越理性化，就需要有一个机构来代表这种理念，形成一种权威。所以，自从有人类文明以来，就有一种专门的机构，或是一个专门的象征来代表大家的共同理念。对原始民族来说，可能是个祭坛，再文明一点的民族，就可能是个庙宇，人们面对它的时候，觉得自己很渺小，会收敛自己的欲望，把物质生活先放下，抱着一种敬仰，一种敬畏。这也是一个文明形成的前提，越是文明的社会，越是需要有一批专业学者来构造一个系统的理论体系，成为所有社会成员的文化认同。而这些有智慧的知识精英形成的共同体，就是大学。
孔子之所以伟大，就是因为他建立自己的民间学校，通过它普及了一种理论，世世代代传下来，形成儒学体系。我们知道，大约在公元前5世纪前后，世界上有几大文明各自形成了自己的经典，把各自民族的文化用文字传承下来，于是全球进入了轴心时代，我们今天的世界还可以看做是这些经典影响下发展来的。今天，我们重点要讲，西方人之所以强大，——他们后来超过其他所有的文明古国，尤其在现代，全球化的时代，一种强大的力量逼迫着所有其他去改变自己，去迎合它，这种力量从哪里来的，也是从大学来的。这样的大学从什么时候开始呢？
西方最早在柏拉图时代，就建立一个叫Academy的东西，今天中国科学院就叫Chinese Acaemy of Sciences。柏拉图的Academy要干什么呢？西方人认为，我们看得见的摸得着的东西并不是最重要的，它背后有一个抽象的能够用数学，用逻辑，用语言精确表达的Logos，按我们今天的话，一种规律，一种规则，那才是万物的根本。你只要把握了这个Logos，把握了万物的规律，你就把握了万物。这种柏拉图的信念，也就是古希腊哲学的基本精神。
这跟其他的思想不一样，尤其跟我们中国人注重的直觉与感性的思维不一样。我们中国的农业文化相信，我们的直觉，我们的感悟，我们在人和对象之间建立一种生动的、感性的、直觉的关系，这是中国人的特色。而在柏拉图时代，他鼓励他的学生去寻找万物背后的逻辑、数学、几何学，从这些抽象的理念、概念里探索万物的和谐秩序和规律。柏拉图的这种智慧，传到亚里士多德，传到亚历山大时期的科学，传到罗马时代的法律，一直传到中世纪的基督教神学。
公元5世纪奥古斯丁的基督教第一次大综合，把基督教由一个光是信仰的宗教，变成了一个理性的宗教，一个讲道理的宗教。宗教学术化，尽管一开始还不明显，信仰高于理性。但到了公元12世纪，托马斯阿奎那的基督教第二次大综合，就使它更加理性化，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色彩更浓了，人们相信万物虽然是上帝创造的，但是上帝不是乱来的，上帝是按照至善至美的原则，按照至善至美的形式，比如说逻辑，比如说数学，来赋予万物以规律。
基督教越来越能够讲道理，讲究严格的理论推理，于是就有了最早的大学。两个月前，我去了西方第一所近代意义的大学，就是意大利的博罗尼亚大学。这所最古老的大学，有近一千年历史，还力图保持老样子，那些房子已经非常老旧了，实在撑不住了，才搞一根水泥柱把它顶上，一些残垣断壁也都很好地保护在街上。这些大学干什么呢，要寻找上帝创造这个世界时赋予的规律、规则，一种抽象的道理，要寻找万物背后的Logos。有些所谓的道理，在我们今天看起来是很荒诞的，经院哲学在中国人心目中间是一个否定的概念，是一个带有贬义的概念。
我们知道，邓小平的一个伟大智慧是“不争论”，学任何东西，看任何书都要管用，没用的东西就不要搞。读马列也要管用，读那么多马列不管用，要了干什么呢？争论多了妨碍行动，不起作用，所以提倡不争论。深圳那个小渔村怎么富起来的？靠的就是“做”而不是“说”，说了就搞不成了，先做了再说，打点“擦边球”没关系。甚至连“擦边球”也说不上，完全放开，不然为什么叫特区呢？结果，今天中国人都默认，说的东西往往不能做，做的东西往往不能说；闷声发大财，这是最大的聪明。
但是西方现代文明恰恰相反，先是靠说，而且说的东西还不管用，说的是些什么呢？针尖上能站多少个天使；上帝把亚当身上一根肋骨变成了夏娃，那男人身上是不是会少了一根肋骨；秃头复活以后，在天堂里面长不长头发；上帝可不可以是女人的样子；亚当和夏娃不是娘肚子里生出来的，有没有肚脐眼。这些问题看起来无聊可笑透顶，在我们看来毫无意义，但它具有另一种意义，什么意义呢，它确立了一个信念：万物背后都有一个根本的道理，而且这个道理是可以推理，可以寻找，可以证明，可以争出来的。越争论，真理就越明白。最早的大学就开始干这相事情，把道理搞清楚了，什么事情都能够朝有序化、理性化的方向发展。所以，西方的精英们从一开始就相信，社会必须有一种超越任何个人意志，超越物质外表的一种道理，一种规则，一种规律，一种秩序，它虽然抽象，却严格遵守逻辑、数学与实证的规则。这就是希腊理性思维，这就是柏拉图的AcaDemy留下来的精神，这就是现代大学精神。

西方之所以有今天，就是因为这种大学精神和工商业结合，大学运动和城市运动结合，造成了现代资本主义。什么是城市运动呢？近代欧洲城市继承了古希腊人的生存方式。古希腊文明跟其它文明不一样，尤其跟中国的农业文明不一样，它是全球一种非常特殊的文明。我们知道，四大文明古国都是自然主义的文明，人们的生活完全依靠大地，天空，靠四季轮回，靠土地里面长出的东西来养活人，依靠自然生态的循环。古代世界最高的文明，唯一一个不会灭绝的文明就是中国，自然条件太好了，黄河长江流域这么辽阔，能生产出来的粮食是世界上任何地方都不能比拟的，能养活的人口几千万到上亿。美洲农业传来以后，中国能够养活的人口达四到五亿，现代技术更让中国养活十亿，十三亿人。
但是与柏拉图对应的希腊文明是另外一种文明。我在两个月前也去了希腊，这个地方在今天看上去是不可能产生伟大文明的。为什么呢，山上光秃秃的，生态恶劣，水土容易流失。如果几百年没人住的话，土地还算肥沃，一旦人住下来，人口大量繁殖，种粮食的地方越来越多，水土一流失就养不活多少人了。所以，希腊历史上经过几次反复，克里特文明，迈锡尼文明，总是几百年就不行了，可能都是这个原因。后来多利亚人崛起，当这块土地提供的粮食接近危险的极限时，他们受了腓尼基人的贸易活动的影响，不再靠土地上的收获直接养活自己，而是靠航海，商业，还有手工业，与外部的生产分工和相互贸易来实现生活的供给。他们的山上能够种葡萄和橄榄，这两种作物不仅不造成水土流失，而且还能够保持水土，这两种作物不能当饭吃，但是可以酿成葡萄酒，榨出橄榄油，而他们又有非常好的航海条件。你打开地图就会看到，整个希腊就是镶嵌在地中海，爱琴海上，他们的周围几大发达的农业区，有巴格达，有开罗，有整个黑海沿岸，欧洲的很多地方也产粮食，他们把葡萄酒和橄榄油拿去跟别人换，于是一种特殊的文明就产生了。
商人们航行在单调，枯燥的海上，跟农民以感性的方式直接跟大地接触不一样，他们看到的除了茫茫大海，就是太阳，月亮，星空，于是他们的天文学，几何学就很发达，商人老是盘算着数字比例关系，于是数学思维很发达，毕达哥拉斯主义就产生了。航海与贸易需要发达的手工业，而手工业制品通过商业推广又更加发达，手工业的发达导致了原子论的产生，机械唯物论的产生，导致了最初的分析式的自然科学的产生。这一点，学理科的同学可能更明白。
手工业制造的东西和农业制造的东西完全是两码事。农民只能培育产品，而不能制造产品，什么叫培育啊？这个粉笔是制造的，粉末状的原料经压制就成了粉笔。可是香蕉、苹果是不能制造的，我们不能制造香蕉皮，香蕉肉，把它包起来就是香蕉；牛也是不能制造的，你不能制造牛毛、牛皮、牛的瘦肉，牛的肠子，把它拼起来就是一头牛。牛只能让它自然地生长，所以农业文化只能是自然主义的，这个生态过程中，人只是帮助它，引导它，最后去收获它的结果。而手工业产生呢，是不能培育的，我不能把粉笔的种子撒在地上，然后就长出这玩意儿来；也不能让两个大刷子交配，生出一个小刷子，再长大！所以培育和制造是两码事，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思维方式，制造是机械论的，一定是把对象看作客体，分析，解剖，合成；而农民的培育则是不能解剖的，牛一解剖就死了，合不起来。西方人的这种制造文明就产生了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产生了机械论，这种思维方式要寻找部分与部分之间的关系。
学过牛顿的人都知道，经典力量的思维方式就是机械论，它在古代希腊就已经有了。牛顿的思维跟这种反自然主义的机械论思维是一脉相承的，它去寻找万物背后的抽象规律。人们相信物质本身是不重要的，万物背后规律规则才最重要，那些用数学和逻辑表达出来的抽象的公式，F=ma走到哪里都起决定作用，这种理性思维就是自然科学的基础。这个基础是在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时代确立的，后来导致了牛顿的产生。自然科学是处理人和对象之间的关系，改造它，改变它，分析它，最后用一个规律去掌握握它，这就是自然科学，也是今天的现代生产力的全部奥妙。
我们知道，今天西方人除了以科学作为改变世界的有力工具外，还有一个东西用在处理人和人的关系上，这就是法律。我们中国人怎么处理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啊？通过面子，通过感情，通过人情关系，通过道德，最后通过权力来把握。而西方人主要通过法律，通过契约，通过社会公德，通过每一个人心中把握的客观尺度来约束所有人的行为。这种法理思维，跟自然科学思维是如出一辙，同样是相信所有个别事物之上，有一个抽象的规则，法则，规律在支配着一切，而且这种抽象的规则是能够以严格的逻辑和数学方式表达的。上帝在西方一神教那里是绝对抽象的，看不见的。这个东西中国人不大相信，中国如果有上帝，也是个具体的人，比如说皇帝，比如说你的爸爸妈妈。小孩的上帝就是父母。
今天西方人强大的奥妙，就是两个东西，一个科学，一个法律，都是从希腊哲学演变而来的。这两个东西看起来好象不一样，法律是管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规律是管自然万物之间的关系的，但在西方语言中是一个东西，都叫Law，自然规律叫Law of Nature。它们都是从柏拉图那里来的，相信万物背后有一个Logos，有一个规则，有一个理念，有一个抽象的概念，有一个普遍的共相在起支配作用。这东西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只能用人的理性思维去把握。
大学是什么呢？大学就是柏拉图的那个AcaDemy延续下来，到中世纪就是经院，近代就是University，执著追求万物背后的规则，相信道理越争论越明白。这种把求知当作最高追求的人生态度，几乎体现在每一位哲学家身上。
泰勒斯是代表希腊智慧的第一个人。他本是个商人，可是他不好好经商赚钱，老去探索一些没用事情，所以他很穷，有一点钱就去旅行花掉了。所以有人说哲学家是那些没用的人，赚不到钱的人。据说，泰勒斯有一年运用他的知识赚了一大笔钱，当然这个说法可能是杜撰的——他知道那一年雅典的橄榄会丰收，就租下全城所有榨橄榄的机器，乘机抬高垄断了价格，赚了一把钱，以此来证明哲学家，有智慧的人如果想赚，他是可以比别人赚得多的，但他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有更乐于追求的东西。还有一个故事，一个晚上泰勒斯走在旷野上，抬头看着满天星斗，他预言第二天会下雨，正在他预言要下雨的时候，脚下一个坑，他掉进去了，差点摔死，别人把他救起来，他说谢谢你，你知道吗？明天会下雨啊！于是又成了一个笑话，哲学家是只知道天上的事情，却不知道脚下会发生的事情的人。两千年以后，德国哲学家黑格尔说，一个民族有一些关注天空的人，他们才有希望；一个民族只是关心脚下的事情，那是没有未来的。
我们可以看到希腊每一个哲学家都有这样的特点，柏拉图认为追求绝对理念才是最高的智慧，我们平常的智慧都是些低级的智慧，甚至是一种愚昧。所谓柏拉图式的爱情，是男女之间没有任何身体上的关系，完全只有精神上的恋爱。这种东西在中国是不可思议的，最美丽的爱情故事都是终成眷属，我们今天的网恋都要追求见面，一见面就没了。
亚里士多德说：我爱我师，我更爱真理。西方大学跟中国有个很不同的地方，我们的书特地选择拉斐尔的《典雅学派》与《孔子讲学图》对比做封面，显示看出两种大学的区别。《雅典学派》是非常著名的一幅画，在梵帝冈博物馆里，画面所有的人都在一个大厅里面，没有上下，没有地位等级，大家各自干各的事情，或是在相互交流，亚里斯多德与柏拉图平列走在一起，争论得面红耳赤。谁都不代表真理，老师也不一定有真理；真理高于一切，在一个看不见的地方，每一个人都可以通过自己的理性去领悟真理。可是中国的大学呢，一定是老师在台上，老师显得很大，在中央，学生画得很小，在旁边；学生什么都不知道，一个个在问老师，老师什么都知道，他是发布真理的。这是中国的大学。
我们每一个人都生活在吃喝玩乐中间，材米油盐酱醋茶中间，生活在世俗生活中间，但是如果你只有这个的话，这个民族是不可能拥有最高的文明，近代欧洲城市里，总有一个中心是AcaDemy，或者是University，它们在整个社会当中起着核心的作用、灵魂的作用。所以一个成功的现代国家是不可想象没有大学先立起来的。
我的结论是，西方现代文明是城市运动和大学运动，现实操作和理想引领，两个东西的呼应才产生的。事实也是这样，文艺复兴之前就有博罗尼亚大学，法国的崛起有巴黎大学，英国的崛起有牛津剑桥，美国的崛起有哈佛。十九世纪初德国要崛起的时候，就有柏林大学。十九世纪初的德国四分五裂，被拿破仑打得呜乎哀哉，割地、赔款、求和，穷得不能再穷，窝囊得不能再窝囊了。有一位叫费希特的哲学家，写了一篇《告德意志人民书》的文章轰动德意志民族，他以一种唯心主义的思想来唤醒民族精神，德意志不能满足于精神世界的充实，而要进一步追求现实世界的力量，最终实现自我的超越。还有最有远见的一位人物是洪堡，他影响了普鲁士皇帝，相信民族崛起的关键是精神崛起，而精神崛起的最高手段就是大学。洪堡成为内阁当中最重要的人，他建立了柏林大学，柏林大学的首任校长就是哲学家费希特。

只有哲学家，思想家，只有具备最高智慧的人，才有资格做大学校长。我们今天大学的校长是些什么人？科学家，工程师，意识形态专家，经济学家。北大的改革就是一位经济学家设计的，而中国经济学家，大家都知道，是最愚蠢的一帮人。中国今天一批最没有脑子的人，一是经济学家，二是新闻记者，三是娱乐明星。这些人都是最牛，最红火，但是他们没有脑子。为什么呢？我不是说他们智商低，相反，他们智商可能比我高得多，但他们完全陷入急功近利中，陷入名利场上，陷入时尚潮流中，他们的脑壳是被屁股支配的。中国经济学家是一帮蠢货，这个话去年以来成为越来越人的共识，都露底了，网上炒了无数遍了。不过，我早几年就写在书上了。单纯的经济学家是没有资格做大学校长的，为什么？因为他一心想着的是怎样生产东西，可大学是生产人的，让他来做大学校长行吗？当然不行！大学要培育的是整个民族最高的精英，具有健全人格的人，而不是为增长GDP的，不是服务于老板，不是听命于上司，不是取悦于利益集团的。大学校长应当是这个民族的独立思想者，应当是哲学家。院士也不一定有资格做大学校长，他们也是研究客观对象的，摆弄一个东西的，而且中国院士里也没有几个人有真正的创造，全面的思想家找不到几个。当然，如果他既是思想者、哲学家，同时又是院士，又是经济学家，工程师，那倒是可以的。当然，我这里说的哲学家是那些高屋建瓴的独立思想者，不是那些吃哲学饭的人，那些死啃书本的人，更不是那些借哲学之雅名来谋求现实利益的人。
关于今天中国大学校长们的惨相，我想不需要说那个具体的人。大家一定要我说具体一点，也可以，我们就捻清华来说吧。清华校长就明显不合格。我们先说开点，大家都知道，连战是台湾一位被淘汰了的政治家，为什么被淘汰呢，因为他官僚家庭出身，从小养尊处优，没有经历过民众运动的磨练，没有任何政治魅力，靠着自己台湾与大陆的双重背景，登上台湾政治高位，但在民主政治的时代注定是不可能成为公众认同的领袖的。连战很可能是被老奸巨滑的李登辉恶作剧地安排来继承他的主席位置，以把最有魅力的宋楚瑜给排挤掉，目的是要搞跨国民党的。连战这样一个在台湾被淘汰了的政治家，一个没有任何魅力，硬把国民党政权丢掉的人到大陆来了，要到北大讲演。先一天，李敖还在凤凰台说，北大的同学们啊，你们千万不要对明天的讲演抱任何希望，连战在台湾是被淘汰了的人，他根本不会讲演，只会背书。可是，所有人都没有料到，第二天连战讲了一个满堂彩，许多人都给他打了100分，太漂亮了！
为什么会这样？大陆的听众们，已经习惯了官员们、校长们讲演时没有任何真实的思想，没有人味，像一台机器，滴水不露，跟背书无异。可连战背书却像更讲演，他的心智和感情投入进去了，我们一听，耳目一新，啊，太精彩了，可以打100分！连战在台湾的政治生涯有点窝囊，连战连败，连败连战，正在他一生最无望的岁月里，没想到一踏上大陆中国，便登上人生的颠峰。从心理学上可以预测，连战先生未来一定是两岸和平统一的中流砥柱，他一辈子最出彩的事情就是来大陆，这一趟给他写下了历史上的丰功伟业。大家放心，他年年都会来的。这不，这两天他又来了！
我说连战，是为了说北大清华官僚们的丢脸事。过了几天，宋楚瑜来清华讲演，清华校长丢了很多脸大家都知道，但是我没有看到有任何报道把清华校长最大一个丢脸事给揭示出来。我给大家说说，你们看这是不是丢脸。他说的这个话是可以到网上下载的，我背不得，但我保证这里决不故意添油加醋。他是这么说的：前几天连战主席到北大讲演，他说他跟北大有一个交集，——连主席的母亲是北大校友；今天宋楚瑜主席到清华来讲演，宋主席跟清华也有一个交集，——邀请宋主席来大陆访问的胡锦涛总书记是清华校友。好，到此为止，稍有一点点基本文化修养的人都知道，这是一个精心设计的最愚蠢的噱头，作为主人，把两个逻辑截然不同的东西生拉硬扯到客人身上。网上对他念错字，用错词一片骂声，这种错误谁都可能出的，没有好好准备啦，心理紧张啦，秘书不称职没有在边上提醒啦，以后都可以改正。可是，我指出的这种用自己的聪明精心设计的错误，是改不了的。有朋友将它比喻为唐老鸭的错误，憨豆先生的错误，本想显示自己的聪明，没想来了一个弄巧反拙。偏偏他是国家最高的学术领袖，对于整个民族造成的耻辱，给对岸同胞心灵深处造成的败兴，对两岸关系造成的离心趋势，是不能用言语形容的。想想看，台湾同胞听了这话，说你大陆的大学校长就这修养，比我们不要脸的政客都差了这么一大截，两岸还怎么统一啊？我想，这校长要意识到自己丢了这种丑，是应该自杀的！当然，我这话不厚道啊，我没有要人轻生的意思，生命要珍惜，只是这校长不能再干了，实在没脸见人啦。我对中国大学校长们的心理素质还是比较有把握，从没听说有校长自杀的，大学生和教师自杀的倒越来越多。

大学是社会的最高象牙塔，大学校长是最高的精神权威。大家怀着虔诚的心去接受她所辐射的智慧。而在中国呢，至少近二十年的发展，主要的不是大学的智慧，而是深圳的智慧引导的。深圳的智慧从哪里来，从香港来，香港的智慧从哪里来，从英国来。大学在这个过程中是微不足道的，它只是培养人才。
人才，这也是中国特有的一个概念。人才是什么呢？才，就是材料的材，木材的材，繁体字里是一个字。我们中国大学培养的人才都是工具，都是螺丝钉，都是为某个东西服务的。大学培养的是人“材”，而不是“人”本身，不是有独立内心世界的人。人才是干什么的？是被领导用的，被老板用的，是做打工仔的。中国大学是为深圳，为那个小渔村培养打工仔的。所以中国没有真正的大学，这才出现了前面讲的不可思议的事，武大很牛，它说自己是小深圳。
我们刚刚说的是西欧，美国也是这样。美国之所以为美国，大家都知道，美国比拉丁美洲要富裕得多，不是一个级别，今天仍是如日中天。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就有所谓拉丁美洲现象，拉美被卡在一个无望的摆脱不了的陷阱里，我今天不谈这个问题。为什么美国和拉美会有如此区别呢？因为拉丁美洲的开拓者就像我们深圳、海南的开拓者一样，只是去捞一把钱的人。其实当时中南美洲的条件比北美要好得多，北美连高级的印第安文明都没有，而中美和南美有辉煌的印加文明，阿兹特克文明，有玛雅文明，最早去那里的伊比利亚人拣了大便宜，印加帝国的黄金啊白银啊，堆积如山。欧洲人本来很穷，但他们终于获得了银子金子，干什么呢，很多都运到中国来，因为那时中国最富有。大家知道，我们用了很多年大洋、光洋，为什么叫大洋啊？洋人送过来的。洋人送银子来干什么啊，来搬运我们的财富。此后300年，中国银价直线下跌，银子多的不能再多了，但是财富被搬运到西方去了。西方就凭着这个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就这样富起来的。说回来，北美开发也晚得多，大约在1620年前后，晚了一百多年。到底是什么导致了北美的强大呢？是早期北美移民们文化上的优越性，他们是一批清教徒，即加尔文教徒。今天人们都知道北美最早移民是五月花号船上搭乘的103名清教徒，其实五月花到达北美时，那里已经有一千多移民了，可是所有美国历史都从五月花开始写起的。为什么历史学家这样偏爱这103人呢？那是因为五月花的人们的信仰，代表了美国精神的源头，形成了韦伯所谓资本主义的新教伦理，关于这个我也不多讲。还有一件事情与此相关，这些新教徒上岸后只有16年，还没有完全站稳脚跟，就建立了北美最早的大学，北美的剑桥，第二年以最大捐赠者名字命名为哈佛。
由此看来，北美移民一开始就很特殊，第一，他们是清教，第二，他们建立了大学。这，才是美国今天这么强大的真正奥妙。清华大学著名学者秦晖也研究拉丁美洲和北美的区别，他认为美国之所以比南美优越，是因为有一个好的制度。还有更多人说，因为他们碰上一个高风亮节的华盛顿，放弃做国王的权力。我并不反对这种说法，但是我要强调，美国的制度还八字没一撇的时候，清教徒们一上岸就与伊比利亚人不同，他们只过了16年就建立了大学，160年后才建立了美国和美国宪法。你说文化重要还是制度重要，先有大学还是先有宪法？宪法又是怎么来的？大家可以思考。
今天以色列很强大，强大到什么程度？它只有我们武汉市城区这么多人口，500万，可这个小小的国家什么都有。它从来不说自己有原子弹，但也从来不说自己没有原子弹，而全世界都知道它有原子弹。它建国只比新中国早一年，建国后第二天就开始打仗，它处在百倍的敌对人口包围之下，但今天几乎已经没有平级的对手了，没有一个国家敢主动向它挑战。以色列的高科技应有尽有，我们这样一个大国这二十多年来主要靠买人家的高科技，后来美国不卖我们了，欧洲也不卖了，最后我们打破毛泽东时代的禁忌，跟以色列建交，以便买它的高技术。我们买了它的预警机，后来美国干预还没买成。以色列凭什么这么牛啊？因为它是有大学的啊，它的大学比什么都重要，在它还根本无法建国的时候，伟大的犹太智者就建立了希伯来大学，建校校长魏茨曼就是后来以色列开国总统。希伯来大学比他们的国家还早 25年。
以色列的教育经费占GDP的8%，我们中国是世界上教育经费最低的国家之一，倒数第几名。邓小平时代是重视教育的，但中国的教育经费却只占GDP的 2.58%。那些两会代表都说出这样的狠话，还登上了报纸：谁要再不重视教育，谁将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教育经费这才慢慢地回升，到今天已经接近世界平均水平4%了。不过，大家都知道，这些年我们的教育与科研经费是多了，大学校园里的小车呈指数级上升，校长们请客豪华的程度让你目瞪口呆，——我没在华师吃过哈，我在别的地方吃过，房子的豪华程度也是无法想象，钱都做这些去了。以色列的教育与科学，投入经费的成果效率是美国的两倍。以色列人是真读书的，他们的文化教育科技是最重要的，所以它没有不强之理。
美国先有大学，以色列先有大学，咱们再看看日本。日本跟我们中国可有一比。你想想，这么一个小小岛国，自古笼罩在中国文化的阴影里面，可是今天它就是比中国强大。为什么它会有今天？1868年明治维新开始时，日本的水平远远不能跟中国比，可是他们有一个关键人物叫福泽谕吉，今天日本钞票最大面额是一万日元，上面的那个头像既不是天皇，也不是任何政治军事人物，而只是一位只写了几本书，办了一份报纸（今天讲座的主办者也办了中国大学校园一份难得的学生杂志啊，这就很了不起），办了日本第一所大学的福泽谕吉，这样一个人成了现代日本民族的灵魂人物。日本人是认福泽谕吉的，他代表着一种理念。他说，一个民族要崛起，要改变三个方面，第一是人心的改变，第二是政治制度的改变，第三是器物与经济的改变。这三个方面的顺序，应该先是心灵，再是政治，最后才是经济。把这个顺序颠倒过来，表面上看是捷径，但最后是走不通的。近代日本基本上按福泽指引的路走的，它成功了。
同一时期的中国，却走了一条福泽谕吉预言走不通的路。最早打开过门就是搞洋务运动，搞经济建设，把西方的坚船利炮买过来，再开始自己造，然后才发现还要政治体制变革。戊戌变法一百多天，一场闹剧结束了，甚至倒退。社会矛盾尖锐冲突，只好搞革命。辛亥革命以后，制度的除旧布新看起来已经没问题了，可是整个社会却陷入水深火热、军阀混战之中，打倒一个皇帝，出现无数个土皇帝。人们在绝望的时，才有梁启超发现日本人早就说出这条路走不通，这才倡议新民运动，这可以说成为中国的20世纪新的开始。文化立国，教育立国，我们知道，新文化运动是20世纪中国或者说现代中国的真正开端。这个开端最具标志性的事件，就是蔡元培手下的北京大学变成了一所真正的大学。
蔡元培从德国回来，以柏林大学模式来治理北京大学，只几年时间就把它变成一所真正的大学，变成整个民族精神的摇篮，从而开创了中国的20世纪。对此，我们无论怎么高的赞美都不为过。蔡元培可以说是20世纪中国真正伟大的一个人，甚至远远超过孙中山。孙中山如果不是后来的原因，是没有这个地位的。蔡元培才是一个新时代的旗帜，虽然那个北大的崛起已经有点晚了，而且北大也没有办法按照蔡元培的理念发展十年、二十年、半个世纪、一百年，只有几年时间，因为中国已经没有时间了，整个国家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所以新文化运动马上就变成了政治运动。
连战在北大说，北大是自由主义的摇篮，他讲演太精彩了，几乎没有人怀疑他说的不对，但是你要稍微考虑一下，就知道他这个话至少非常片面。北大不仅仅是自由主义的摇篮，它还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摇篮，北大是兼容并包，什么都有嘛。真正的大学能给社会提供多种选择的智慧。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个话大家都听说过，可没有北大就没有共产党，早期共产党的所有领袖几乎都是从北大出来的，连毛泽东都沾了点北大的边，在北大图书馆做管理员。
北大的新文化运动变成了政治运动之后，于是出现了一种妥协，这就是黄埔军校。我们知道，孙中山一生本是屡战屡败，屡败屡战，屡战还屡败，一事无成。当年列宁建立的苏维埃政权要抗衡日本的威胁，需要在中国培养一种力量，中共作为共产国际的支部还很弱小，他到处找一个有实力的合作者，先找了吴佩孚不行，最后找到了这个南方革命家。他点拨了一下孙中山，孙中山也开了窍，他以列宁主义模式，以他三民主义的意识形态，来改组国民党，建立了黄埔军校。黄埔军校跟军阀不一样，军阀是为了地盘，为了直接利益打仗，而黄埔军校是为了一种民族主义信念而打仗。黄埔军校的学生军后来收拾了天下，因为这些年轻人是有信念的。就像我们知道苏军退出之后的阿富汗，谁也收拾不了军阀混战乱局，最后却由一帮学生军收拾了，塔利班就是学生军的意思。他们在黄埔虽然只过了半年时间，也就相当于你们大一上半学期，但是这就够了，为什么呢？从此大家就被一种意识形态的理想所支配，就有了一个比升官发财，吃喝玩乐更高的理念，凝聚一个集体，形成一个组织，建立一种制度。蒋介石一生的权威，都来自于他是黄埔军校的校长。
所以，在中国没有大学的时候，出现了一个准大学，介于大学与军阀之间，这就是黄埔军校。
共产党后来也是这样。毛泽东一生功业的全部奥妙就在延安，而延安实际上就是一所军政大学校，也就是一所准大学。毛泽东对中国社会，对现代文明的深刻把握，是我们今天大多数学者们望尘莫及的。大家都知道一个很坏很坏，阴险毒辣的人叫康生。有个说法，不是我的，我是网上看到的，作者没有名字，在延安最关键的人物，除了毛泽东之外，还有康生，他把共产党的意识形态深深地嵌入每一个人的内心深处，非常牢固，所以延安八年出来的共产党真正是特殊材料做成的，是国民党不能比的。400万美械装备的政府军，被那93万小米加步枪的游击队给收拾掉了。
我们知道，西方人内心深处有一个绝对的精神，像太阳一样超越于现实生活之上，每一个人都认同它。所以人与人之间，即使是没有任何关系的陌生人之间，人们遵循一个普遍的Logos，或者一个规律，一个法制，一种理性，由某种纯粹的智慧光辉照耀着。这在中国是没有的，中国人只有衣食父母，只有恩惠，只有恩情，只有黑社会的老大哥罩着。毛泽东把共产主义理想变成了照耀每个人内心深处的这么一种信仰，在这个意义上，共产党倒更近似西方现代文明，所以共产党很快就取得了政权，在那么短的时间内迸发出巨大的力量。在这一点上，唯一能跟蔡元培相比拟的，把握中国最有力量人，第二个就是毛泽东了。毛泽东在延安那八年，深深地改变了中国。这里，我们不讨论价值选择上的对错。
还有一件事情要大讲特讲的，八年抗战中在大后方组建的战时大学，以西南联大为代表，也包括当时的武汉大学、中央大学、交通大学、浙江大学，这五大名牌大学共同培育了抗战中一代民族精英。这是一些真正的大学，即使处在穷山恶水间，在漏雨的平房里，在破庙里，在茶馆里，却无庸置疑地构成世界上最一流的大学。
今天很多人在喊，中国要建立世界一流的大学，喊这种口号的人脑袋大都有些毛病，他们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大学，更不知道什么叫世界一流的大学。没有独立的民族文化理念，只是照搬别人既定的知识，根本就算不上真正的大学。
大家想一想，今天现代文明已经面临诸多严重的环境问题、资源问题，而且在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之间的冲突，分不出胜负，又难以调和，中国人在这个世界上就不能拿出自己的智慧来吗？中国这样大一个民族，有众多高智商的精英，假如有一所真正的大学，有一种真正的大学理念，它能不产生世界上最伟大的智慧吗？能不是世界一流大学吗？
在破庙里，在最简陋房子里的西南联大就是世界一流的大学，所以它太伟大。在这方面，应该说蒋介石有功不可没的地方。国民政府无论多么腐败，但在抗战八年间，它居然把仅次于军费的第二大财政开支放在教育上面，比政府的行政费用都高。这是什么概念呢？国家都要完蛋了，大学还能办吗？当时有很多人说，大学就不要办了，年轻人还呆在学校干什么？赶紧打仗去，救国家去。如果说要办大学的话，那也是化学系教造火药，物理系造枪炮，力学系造桥梁，外语系就培养翻译官，哲学系就培养政治教官吧。可是呢，当时蒋介石居然听从了少数人的意见，大学该怎么办还怎么办，按常态来办。而这种大学在整个抗战时期，不仅没有萎缩，而且人数成倍增加，大批年轻人跑到大后方去上大学，巩固了中华民族的文化根基。尽管蒋没有得到好处，大都被共产党收过来了，但他们造成了新中国之后的辉煌。
我可以下一个结论，中国20世纪所有的骄傲，都归结到这个民族能够在最绝望的时候，尚有很少的一些有识之士，他们居然能够办起几所大学或准大学，支撑起整个民族的文化。中国20世纪最大的骄傲都归结于北大，黄埔，延安，以及西南联大为代表的战时大学。而中国20世纪所有的不幸，所有的悲哀，所有的愚蠢，就在于在平常时期几乎完全没有真正的大学，没有完整人格的修养所，只有人才培训机构，只有训练工具，打造听话的螺丝钉的地方。

所以20世纪中国只有少数时候有智慧，绝大多数时候是由一种僵化的智慧支配，当大家都知道这种僵化的智慧没有用了时，也只是以经验主义取而代之，要么干脆去与国际接轨。什么叫与国际接轨，就是认洋人的智慧才是智慧，一切照洋人的方式办事就行了。我们的现代化是一种依附型的现代化，武汉的发展动力来自深圳，深圳的动力来自香港，香港则由英国，由美国，甚至由日本带动。我们今天整个国家的现代化就靠洋人带动。这种带动是注定没有前途的，中国经济学家正在沾沾自喜、津津乐道的的发展方式实际上是一种灾难，这早已经由拉丁美洲证明了是一种灾难，中国正一步一步地走向拉丁美洲化。中国大学彻底变成打工仔的岗前培训机构，中国人彻底变得没有脑袋。
最近几年人们才发现，中国社会已经完全失去了自主开发与创新能力。要自主创新，怎么搞啊？建几个院士楼，引几个洋教授，海归教授来，很多的车，大把的钱，什么工程，什么学者，什么博导群，能够创新吗？不！不可能！
中国今天整个科学技术体系已经处于崩溃的状态，我不想说崩溃的边缘，实际已经崩溃了。我在自己的书里就引用我们学校一位老先生的话：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科学家在任何一个领域没有作出任何一个新概念、任何一个新理论、任何一个新方法，没有一项是以中国人名字命名的创新，甚至还远不如林彪四人帮横行的文化大革命时期。我们知道文革结束的时候，全中国人民都学习陈景润，人们相信没有林彪、四人帮后的中国大地，无数个陈景润将会如雨后春笋般成长！结果呢，陈景润死掉后，中国大地上一个陈景润级别的数学家都没产生。要知道，陈景润在当时中国并不是一流的数学家，还有比他高的数学家还多呢！中国今天的数学是完全不入流的，物理学也是完全不入流的。中国生物学曾经有世界超一流的水平，袁隆平就是超一流的科学家，人工牛胰岛素合成也是一般的诺贝尔奖不能比的。可是今天中国不要说超一流的成就，就是一流，亚一流，准一流都没有，完全绝迹了。二十年前，中国科学家每年总有几项被世界承认的科学成就来，国家科学技术的一等奖没有空缺过。十多年前，中国经常一年拿不出任何可以获得一等奖的成就，而且随后连年空缺，到现在已经难得哪一年不空缺了，整个中国科学已经彻底枯死了。（按：不久一个消息打我的嘴巴，两位华人数学家完成了世界难题的证明。不过，他们的老师丘成桐先生，大概是不反对我的上述论点的。）
为什么会这样惨呀？不是没有钱，而是大学死了，大学理念死了。正在主导中国战略的经济学家愚蠢之至，因为他们根本不懂什么是现代文明，根本不知道现代文明的奥妙在哪里。现代文明是先有一种理念，一种法理精神，一种科学精神，扎根在每一个人内心深处，尤其体现在知识精英们的追求中，而这些知识精英的堡垒就是大学。
今天中国大学已经成了一个牟利机构，学生为未来利益谋求学位，学校则以售卖学位赚钱，这样GDP也增长了。刘道玉先生的那个新书发布会上就有一位大人物，据说就是高校产业化的始作俑者。中国为什么被这么一帮蠢货支配？因为欲望，我们是被心中的欲火烧成这个样子。因为我们穷怕了，总想增长GDP，总想捞钱，总想买车，买房子，从50平米到80平米，到100平米，到120平米……。现在你到华中科大去，已经买不到140平米以下的房子了，要买就160、 180、260平米！你想，一个大学教授在二十年里就这样把房子从80平米折腾到100、120、150、180、260平米，一套不够，再折腾第二套，第三套。他还能追求一种纯粹的智慧吗？你说，这种背景下的中国大学，谁能不变态吗？
一个真正的大学教授，他人生最大的关怀，最大的快乐，是追求智慧。欧几里德大家都知道，所有学过初中平面几何的人，都会惊叹于欧氏几何的完美，居然能够以五条自明的公理，从点、线、面几个条概念出发，把平面几何的所有的规律用逻辑全部推演出来，相互之间没有任何矛盾，没有任何空隙，没有任何皱折，一切那么光亮透明。一个初中生对西方数学以至于整个科学的最早敬畏可能就始于这里，当他能够推演出一条一条定理的时候，他会感觉到他自己的大脑溶入了人类最伟大的智慧之中，所获得的快乐是无法用以言语形容的。欧洲科学家们的心灵关怀里大多源于这种早期体验。而这种智慧在两千多年前，由欧几里德建立的。欧几里德的学校里众多弟子跟他一样，对这一套走火入魔。
但有一个学生，或许是受了我们中国人这种思维的影响，他给老师提了一个问题：老师啊，你这东西是挺好玩，可它有什么用啊？这一下把欧几里德给问住了！这个东西有什么用啊？没用啊！没用你们这样神魂颠倒干吗？不知是老师觉得惭愧，还是不想跟这种人纠缠，他叫仆人拿两个铜板交给学生：对不起，我这东西没有用，你还是到别的地方去找有用的东西吧。欧几里德几何是没有用的，希腊哲学家像泰勒斯那样，赫拉克利特，毕达歌拉斯，德谟克利特，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及阿基米德那样，都追求着一种没有用的智慧，为求知而求知。这种智慧是嵌入了人们内心深处，建构成为一个独立的世界，而正是从这个内心世界里走出的人们，最终才能改变外部世界。
我们中国一切都要有用的，大学也要有用的，所有的专业都要有用的，连人都要有用。可是，真正的大学是没有用的，因为大学是培养人的，人不是为他人所用工具，人本身就是目的。用俗气一点的话说，人是老板，人不是人材，不是打工仔。我说的老板，是自己知道该怎么做，而且能够指导别人怎么做的人。中国没有老板，有老板也是跟着别人跑的，最终来说仍然是人家的打工仔。所以中国今天没有在世界舞台上呼风唤雨的人物，没有领先的潮流的领域、品牌、标准，只有一切国际接轨。我们用尽了资源，造成了不可挽回的环境破坏，更大的破坏是人心灵的瓦解，内心世界自信心和创造力的完全丧失，只有依附于外部智慧，去换取满足欲望膨胀所需要的消费资料，换取GDP数字的增长。

这种接轨所造成的对西方依赖的程度是惊人的，最终是断子绝孙，为什么呢？中国没有什么东西能够在西方卖高价钱，在欧美，中国人在面对西方人是抬不起头的，因为中国制造是低劣的代名词，你做得再好，再漂亮，你也只能卖到别人价格的一个零头。我照了一张相，在德国人的市场上，欧洲人制造的一个小玩意，一个简单的刮果皮的小刮子，就一个塑料把柄，一个小铁片，组合成的小玩艺，最少是3.5个欧，换成人民币35元，在中国这东西就是五毛钱或者是一块钱。但是在它旁边，有一些中国制造的碗碟，一个很大的瓷盘，有很高级的镂空工艺，但在那里的价格居然比不上那个刮子，只卖2.5欧。所有中国制造都是最廉价的，中国甚至不惜以倾销方式求人买我们的东西。
什么是倾销？就是以低于成本的价格卖出去。这怎么可能呢？原来，中国狠狠地压低打工仔的工资，他们甚至不叫工人，没有工会，没有工人的基本权益保障，七八个人住在鸽子笼似的房子里面。每个地方官员们千方百计制造召商引资的优良环境，什么环境啊，就是狠狠压低打工仔工资，给予投资者最大的优惠，让大批外国人，香港人，台湾人前来投资。台湾街头找不到工作的闲汉，跑到大陆来就是老板，我们这些大学毕业生却只能做打工仔。
为什么大陆中国人就这么贱啊？这种经济格局的背后，是一种文化格局，中国人只要跟国际接轨，所有事情都是按洋人的标准来，别人干什么，你干什么，打工仔嘛就是这样。那些最高级学者也是跟踪国际先进水平，说穿了就是抄别人现成的东西。整个民族都在抄，院士们也在抄，清华北大都是在抄。今天多少学者不是抄出来的，还有多少大学生写文章还是自己在写的？这种急功近利的国际接轨必然造成学术的全面腐败，不抄也没有任何独立的思想与创造。
有智慧的老板赚的钱永远在最高端，完全没有智慧的打工仔赚的钱只能在最低端，只是别人一点零头。多年前朱镕基总理访美，就安慰美国人说：我们中国GDP的增长没有那么可怕，因为中国生产的东西你们美国人早已不生产了，赚到的只是一点零头而已。在美国一双中国制造的鞋子卖120到160美元，那些台湾香港的老板赚了20美元，中国的打工仔只赚了两美元而已。一个巴比娃娃在美国卖10美元，可是中国的打工仔只赚0.35美元。中国经济就这个样子，它带来的是整个民族的人格依附性，整个民族内心的自卑。打工仔无论是基本生存，还是基本人格都没有保证，只有少数的富裕阶层看起来很滋润，他们的房子从160、200 平米到260平米，从一套到多套。这种经济发展理念是断子绝孙的。
中国必须改变这条道路，必须要有自己的大脑，自己的智慧，要有自己真正的大学。未来中国的唯一出路是文化立国。世界上所有成功的现代国家都是文化立国的，在日本早就有文化立国，韩国都有文化立国，连台湾早就有，陈水扁台独战略都是文化立国。但中国大陆，今天还只有我在说文化立国，这个声音还传不开来，因为无数蠢货占着舞台。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都熟悉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路。过了N年以后，终于有一批知识分子出来说，制度建设才是关键，今天以南方周末为代表的主流思想者意识到，制度建设比经济建设更重要。然而，中国人却无法能够接受内心深处的改变，而这是一切问题的真正关键。因为改变内心是痛苦的，一位著名作家韩少功说过，过去的改革家和革命家犯了一个共同的错误，那就是他们不敢面对自己内心世界的问题，他们转而去把焦点放在身外的一个目标上，他们以为只要把身外的这个问题解决了，一切都解决了。其实所有问题的根本就在我们每一个人内心深处，所以一个真正勇敢的人是从自己内心深处的改变。我们总是认为，一切罪过归于满清王朝，归于军阀，归于国民党，再后来归于林彪、四人帮，现在大家都认为万恶都是当年留下的制度。总而言之，不是我造成的。连那些明明寄生在制度里的既得利益者，生活得很滋润，他们丝毫没有道义责任。我们没有文化的觉悟，不敢面对自己的人格。知识分子口中不断地骂官员，骂制度，其实他们中的大多数是现存制度里的既得利益者，内心的腐败程度比官员来已经有过之无不及了。
中华民族的崛起取决于大学的崛起，而今天中国大学的崛起还相当遥远。怎么办，我们能做的只有自己内心的崛起，现实中没有真正的大学，但我们可以做一个真正的大学生，在自己的心灵中，在自己行动中，营造健全的大学生活。咱们这几位同学办起这么一份杂志，这么一个讲坛，这就是真正的大学行动。真正的大学不在高楼大厦，不在权威讲坛，不在那些嚣张的东西，就在每个灵魂的生命里，就是独立的思考，自由的表达，就是超越的对话与交流，形成一种学术氛围，一步一步蔓延，把越来越多的人吸引进来，真正的大学就形成了，很快就有变成了真正的文化运动，就会有一批真正有智慧的精英起来，整个国家就有了希望。
我讲得太远了，讲得太开了。就讲到这里吧！谢谢！

要改变现状，没有组织力量是不行的，如何把你的思想变成组织的力量呢？
社会组织首先需要思想的指引。现在思想运动还没有完成，我们需要首先让越来越多的人自我觉醒，然后再去组织社会。你知道，我们这个社会是最怕组织的，而许多人却热衷于建立组织。有人认为，民间组织是社会走向民主的必要中介，这种看法我觉得有肤浅之处。需要看到，由于农耕社会缺少大规模公共生活，传统中国的组织常常是封闭式，宗法式的，常常只有相互排斥的利益关系，缺乏理性的文化约束。这种组织难以走向民主与共和，却会拉山头，搞黑金，建帮派，大家宁做鸡头，不做凤尾，谁都要当头，然后只能是一场混乱，结果是走向专制，走向黑社会。

李敖认为，中国知识分子首先要有经济上的独立，然后才能有心理的独立。你怎么看？
李敖这个话有一定道理，西方知识分子的确拥有相对多些的经济独立。但这可能夸大了金钱对知识分子的作用，可能与他个人某些性格有关系，用在今天中国大陆知识分子身上比较牵强。有钱与有文化没有必然关系，富裕的知识分子可能最是没有创造力的。金钱还可能成为收买知识分子的手段。九十年代末以来，中国大学里寄生的学者大多生活得越来越优裕，却越来越无所作为。倒是那些并不刻意追求什么经济独立的人，反而能够在淡泊的生活里有所作为。
十年多前，无数中国知识分子先后以谋求所谓“经济独立”为借口给自己开路，下海经商。他们说先去赚到钱再回来搞学问。其实他们的选择主要是谋利的冲动，只是一种简单的欲望在起作用，并没有超越的精神追求，他们心存留恋的，其实是过去时代知识分子优越地位的光环。我们完全没有看到，有人在追求到了所谓经济独立之后，真的把经济力量独立转化为文化力量。即使有人赚到了很多钱之后支持一点学问，也是当作业余爱好，仅仅是一个姿态。
中国知识分子经济不独立，没有超越的智慧，这是两个根上的问题，不能通过一头解决另一头。其实，现代社会里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并不缺钱花，像我是大学里赚钱最少的人，也从没有缺钱花过。中国大学里根本不存在知识分子无法生存的问题，他们的基本收入都能保证生活比一般市民好得多。很多人房子已经到了200平米，车子已经换了两次，但他追求不仅没有发生转移，还在攀比，甚至在抽风，他们内心生活中的追求已经彻底瓦解了，只剩下无止境的贪婪。
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本来有传统生活的追求，但近代以来在西方文明的压力下几乎完全瓦解了，而西方智慧的内在涵养没有变成人们内心生活中的追求，不能给人们带来的充实和乐趣，人们只是崇拜它外在的强大，用它来装点门面，作为带来经济效益的手段。所以今天中国知识分子既丧失了传统修养，也没有获得西方智慧，基本上是一个怪胎。

是不是说，知识分子欲望不强烈，可以安于生活的清贫，这可不是大多数人能够做到的。
欲望是人人都有的。弗罗依德认为人所有的行为都是被自己的里比多支配的，生命体都有一腔欲望，但人的本能欲望不是直接呈现的，人有禁忌，人类文明源于禁忌。禁忌就是把本能的、原始的欲望压抑起来，变成一种势能，这种能量在理性的引导下才能释放，并形成人生的动力。越是低级的文明，欲望越是动物式地直接发泄；越是高级的文明，欲望越是受到理性的约束，去追求明天兑现、后天兑现、将来兑现甚至彼岸兑现的目标，形成内心的文化创造力，科学好奇心，形成真、善、美的追求。我们总以为西方人比我们自由，可你到了西方，尤其在公共场合，你却会发现自己缺乏西方人那种自我约束，不是被别人约束，而是自己约束自己。中国人内心没有宗教传统的约束，便需要一种有形的外部约束，要由父母，教师，组织，上司，警察来管教，这就是形成了中国社会人治的必要性。
今天中国是以物欲横流的方式刺激经济增长的，我们常常说的解放思想，其实大多数时候的言下之意是放纵欲望。这是一种低级的增长，越是新奇、嚣张的东西越是受人青睐，旧东西恨不得马上扔掉。前天新闻联播吧，报道有近半个世纪历史的武汉商场在一瞬间被炸成一片瓦砾。十多年前炸掉武汉著名的苏联式建筑——武汉展览馆的那位市长，后来竟然做了国家建设部副部长。中国城市今天难得找到20年前的房子，50年前的房子更是罕见。而我们追求的那种高楼大厦，只有物质外壳上的嚣张，是内心空虚的表现。世界最高的大楼，大多建在华人圈里。
在欧洲，到处都是一百年前的房子，两百年前的城堡，八百年的教堂，却很少高楼大厦。越是旧房子，越有记忆，有文化，有内涵，有艺术，有亲切感，越被人尊重，修旧如旧。在这里，人们不是直接欲望的存在，不只是追求物质层面上的丰富，他们的吃喝玩乐在生活中的比重比我们少得多。法国人的美食在我看来太差了，巴黎最繁华街段的炸鸡，外面咸得要命，里面却淡的没法吃。相比起来，他们更多追求的是精神内涵，他们街上的房子，甚至一些空旷的山野，都有被人精心装点、布置的痕迹，他们的生活细节静静地呈现着艺术、宗教、哲学的意义。
西方人口压力小，所以房子低。中国人口多，要高楼可以节省空间，这是一个因素。但房子高到一定程度，已经失去了土地利用的边际效应，而带来的环境、安全、交通、能源消耗、舒适度的问题远远超过土地利用的优势。

你心目中合格的大学校长是怎样的，假如你做大学校长，你怎么办？
我能够做大学校长的时候，中国大学就已经是世界一流了。大学校长怎么做，其实并不需要我们在这里讨论，蔡元培早就给大学模式以基本的定位，我这里也可以说很多办大学的具体办法，譬如，我们今天这样的讲座就是大学最重要的东西，而不都是我们每天都不得不去的课堂里。大学是有自由心灵的人，追求内心的理想的人的乐园。
好几年前，曾经写过《新大学人》的王东华先生对我说，他永不再谈大学问题，因为大学不是你我小人物谈的，谈了也白谈。的确，在中国，大学是一个权贵话题，它属于上流人士的专利，没有一定身份的人谈起来也没有自信，更不会有人理睬，而上流人物一句莫名其妙的话也会让成群记者们跟风。为什么呢，是我们特别崇尚文化，敬畏大学吗？不是，是由于绝大多数人的思想贫乏而产生的权威迷信，这也造成了那些权威本身的矫情、虚假与做作。这种格局更加剧了大学的腐败，小人物不敢怀疑，青年人不敢批判，而大人物无耻作秀，穿着皇帝的新衣招摇撞骗。
每年暑期，中国众多著名大学校长们都要和国外著名大学校长聚会，每年大学校长论坛都是沸沸洋洋的，他们与洋校长们优雅地坐在一起讨论了那么多回，早应当恍然大悟了吧，没有。他们不断地宣布某项改革，譬如说要考什么，要达到什么才能毕业。过几年之后，搞不下去了，又宣布取消。建立是他们的功劳，取消又是他们的功劳。
譬如说北大清华等名牌大学在北京市招生比例远远超出其他省份的十倍以上，北大录取的北京学生就占了13%，甚至有人说是17%，这首先是一个严重的教育不公平问题。可是，你看那些名牌大学校长说了什么呢？我们都为他们感到脸红，回避实质问题，赤裸裸地为优势群体辩护，赤裸裸诋毁不发达地区学生的智力水准。什么北京市政府的大力支持，这话背后完全是权力思维。这是所有人的正常思维都能够看到的，在这一点上名牌大学校长显得比常人还蠢。
还有更重要的问题，一个真正的大学校长是应当比常人聪明的，他们应当知道，年轻人在自己出生长大的城市上大学，是不利于他的心理健康的，不利于他的心智开发的。因此，重点大学一般是不应招收本地学生的，北大清华人大一般就不应招收北京学生，复旦也不应当招收上海学生（特殊情况，如残疾学生，外地长大的学生例外）。这一点，新闻记者可能想不到，学生家长也不容易接受，上海家长认为孩子离开上海就是下苦海，北京家长不可想象孩子到外地上学前途怎么安排，他们想不到这恰恰有利于孩子的健康发展。但大学校长们不应当不懂，不应当不讨论，不应当置若罔闻。
再譬如说，每所大学都在应付各种各样的评估，怎么应付呢？完全是形式主义，文牍主义，花半年时间，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甚至把日常事务都放下，去建立各种应付检查的档案，填写无数的表格，制作各种手册，我们学校还要求准备几年来各门课程的两套试题库，标准答案，学生考试试卷，没有的要组织学生另行制作。至于有几门课程学生真正有所收获，有几堂课的老师能够让学生不睡觉，有哪些真正在思想，真正在做学问的教师需要支持，像我们这样自发而来，从心底里报以掌声的讲座需要支持，这是没有人理会的。学校奖励的优秀教师，很少是学生真正满意的。
堂堂一所大学，为什么要干这种连最简单的工作人员都知道奇蠢无比的事呢，校长要做的；校长为什么这么蠢呢，上面的教育官僚逼的；教育官僚真的这么蠢，不知道这种评估全是相互蒙人吗？不，他们很聪明，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他们是要做这个，向世人显示他们支配教育资源的权力，我就能让你做蠢事。我们今天的大学校长基本上是一个官僚，代表一种非学术的权力。他们需要做些事来证明他们的权力存在，他们要以某种程序来分配各种利益，这种分配到底要达到什么目的，完全是瞒天过海。因此，做一个合格的大学校长，最重要的是人格，不是智力问题。
大学最重要的不是死啃书本，不是考试时给出正确答案，不是学习有用的专业，而是把众与生俱来的生命力发挥出来，把激情，浪漫投入自己有兴趣的专业研究，投入合乎自己理想的社会活动，成为一个自由的人。什么是自由，就是为自己的思想与信念所支配。这才是一个真正的大学生，将来走向社会，才有能力改变社会，创造新文明。

大学应当是一个思想自由的天地，是一个理想国。但我们所处的环境根本不可能的，现实怎么可能呢？人是社会的，你敢反对马克思主义吗？你只有私下里表达自己的观点，你只能在关起门来讲自由。不要太低估我们环境的压制。
我们也不要放大环境对人心灵的约束。人从根本上是自由的，怎么不可能呢？人是社会的，但人首先是人自己。政治教条是很扼杀人，但老师还是可以把马克思主义讲成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学生也是可以带着独立的思考与学习。没有怀疑马克思是人类最伟大的思想家嘛，今天也没有人反对你去研究马克思以外的思想嘛，你还要干嘛呢？
你可能过分在意别人在迎合社会时获得的好处吧！你担心遇到麻烦的时候，会失去一些好处和机会。如果你愿意放弃一些好处，譬如放弃评教授的机会，放弃180平米的房子，安于住100平米就行了，你不是很自由吗？

大多数人都是要生活的，有面子的啊，他们也应当有自己基本生活的利益啊。
大多数人是不能主动改变现实的，我们说的大学知识分子是自由人，大学永远是少数人，是真正的精英。他们更看重的是心灵追求。今天主持讲座的几位同学，就放弃了很多正常的考级考证，却追求一些不现实的目标，常常伴随着失败，自己垫钱做事情收不回来，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人是需要牺牲的，要有付出眼前利益的勇气，要有一些傻瓜敢于放弃做教授，甚至放弃做校长，放弃200平米的房子。其实，今天大家追求的吃喝玩乐的边际效应已经越来越小了，之所以还舍不得放弃一些低级的享乐，因为我们不敢，因为你的同事都有了180平米房子时，你觉得你120平米的房子没法住了；你的同学都有车子，尽管有车子对你的累赘，你也要有。为什么，因为孤独，因为我们的人生价值是人云亦云的，是由面子决定的，以看得见的东西为标准的，没有自己内心世界的选择。今天中国人内心空虚，没有精神支柱，所以最怕孤独。文革中因为害怕孤独，大家都争相表演真诚，争相表现自己立场坚定，甚至做出伤天害理的事情。
真正的知识分子不应当怕孤独，孤独是知识分子的第一状态，孤独才有真正的内心世界，才拥有真实的自我，拥有独立的人格和自由的思想。我们太多人只是生活在人云亦云的外部世界，而知识分子应当首先面对自己内心世界。真正拥有了内心世界的人，能够以自觉地行动走向普遍的价值与理想，也就超越了孤独。
任何人唱高调的时候要警惕！我刚才唱了很多高调，其实我自己也不是我说的那种理想的知识分子，一不留神就俗了，我也追求房子，我也追求更高收入。人都有两面，理想与现实，这两者一定是同时存在的，不是一个先一个后，先现实就没有理想，先理想也根本达不到现实。中国知识分子根本不是没有经济基础，绝大部分人其实生活得很优越。

物质决定意识，文化怎么可以立国。如何产生文化立国的条件。
这是绝大多数中国人的教条，物质决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是庸俗的经济决定论，其实并不马克思主义。不是生活得好了，就一定会有先进文化。相反，文化决定生产力，马克思是德国唯心主义的伟大继承者，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唯心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都是一种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的实践结合起来。
每个人都有欲望，但又不只是欲望，人要追求欲望的超越。其实，只要我们有一点从容，大学时代更多在培育自己内在的涵养，当你走向社会，你会发现无处不有机会，无处不有你可以发挥自己的机遇。我们太焦虑，急于获得老板的赏识，突然暴发起来，我们贪图安逸，害怕失败，害怕长期艰苦的奋斗。我们处在物欲横流之中，并不是物质生活上去了精神生活就会上去。某一个系开会，讨论两个话题，一是学生们正在抱怨，全系没有过几个老师的课不让人睡觉，这个话题草草收场。第二个话题却让人兴高采烈地起来，系里创收不错，大家讨论小金库里的钱怎么花掉。

为什么要立国，为什么要有真正的大学。
现代文明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现代资本主义的后盾也是国家，国家背后有文化的支撑。我们生活在现代文明的夹缝中，必须要有自己健全的国家制度。要立国需要有全民的基本文化认同。

你的报告给我们新的声音。理想的大学感觉好象是修道院，在遥远的天空里，不是要有用的。但是在我看来，我们现在的大学不是太有用了，而是太没有用了。比方我们华师的学生，毕业连打工的机会都没有，何谈改变社会？
这个问题很重要，我要认真回答。你很有现实感，也很有说服力，但我要说，你这种思维恰恰是中国的灾难。我们得承认，现代文明的全部优越性和全部残酷性就体现在，由于它支配资源的高效率，把人群分化为极少数的老板和绝大多数的打工仔，准确地说，越到后来，绝大多数人连做打工仔都没资格。中国今天的经济体系与教育体系，就是让几乎所有中国人作一个乖乖的打工仔。不是吗，连华师这样重点大学的毕业生都只想着做一个有人要的打工仔嘛。我们把国内已经有的老板位置，以及未来可能的老板位置都拱手让给洋人以及香港人台湾人，外资进入，廉价商品输出，独立工业体系瓦解。中国已经成了一个打工仔的汪洋大海，制造的东西堆积如山，向整个世界倾销，甚至对全球产业构成灾难性打击。中国经济学家说这是好事情，世界工厂嘛，说这是经济发达的标志。但我认为正相反，这种劣质、无序、嚣张的经济增长，为了谋求直接的物欲满足，丧失内涵，丧失自我，把那么多好东西拆掉，炸掉，破坏掉，浪费掉，这造成整个国家经济竞争力的边缘化。你知道，今天越来越少的老板赚的钱几乎到了无止境的程度，比尔盖茨要不是美国人自己都嫉妒他了，不断地用反垄断手段给他使绊子，谁能奈何他过几年让自己身价再翻一番？可怜我们这些打工仔呢？能赚的钱相对比例越来越少，马太效应嘛；这个世界上不仅老板位置需要竞争，打工仔的位置竞争更是白热化。
华师的学生，连你们都没有了创造力，没本事当老板，而且也不努力去做老板，顺带提升自己的兄弟妹妹们的打工仔地位也就罢了，你们却要参与到打工仔的恶性竞争中去，抢夺他们那些可怜的饭碗，这不是让中国整个经济地位更加矮化，更加雪上加霜吗？你想想，你这种大学教育理念不是严重失职吗？这是大学嘛？明明是打工仔岗前培训嘛！
我们需要的是另一条道路，我们先不谈中国要拥有真正的高科技，还是从细小的方面着眼，我们需要有大批有文化人，去把农村生活安排得更有条秩序，去把城市生活安排得更有文化。今天中午，我和一个朋友还在说，我们旁边有些五十年代的旧房子，要是好好设计装修一下，不需要那么嚣张的拆建，不比那些新修的院士楼差。可是，没有人想，更没有人做，也已经没有人能做了，只有人想着把它拆掉，堆砌一个钢筋水泥的怪物。中国到处都是工地，拆了建，建了拆。我在中央民族大学听学生说，五十年代由梁思成设计建造的好几幢三层楼房子，既有现代气息，又有古典中国文化韵味，已经拆了一大半，剩下也难保。我不信，梁思成五十年前保卫北京古城的故事已经成为千古绝唱的今天，谁还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拆他设计的建筑。后来与该校经济学院院长同车，一问，还果有其事，硬道理是学校发展的需要。我们这种教育，应和了这种经济增长理念，只会让我们越来越贫穷，道理看似很硬，其实是断子绝孙。

（2006年4月14日19—22时，华中师大新学人论坛，木衣、秋子、肖文虎整理）